专访席海明：中国民主化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万能药，但它是民族自决权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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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引自由亚洲电台11月30号报到：第二届“蒙汉民族与民主问题研讨会”于11月29号在德国科隆市闭幕，据会议公布，出席这次研讨会有内蒙古人民党主席席海明，代理秘书长都布信吉雅，全球支持中国与亚洲民主化论坛理事长费良勇、秘书长潘永忠，公民力量负责人杨建利，中国共和党主席王策、副主席吴江，中国民主党海外委员会副主席王国兴，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执行主席多里坤•艾沙、发言人迪里夏提，世界台商会监事长郭琛，以及学者孟泳新博士、彭涛博士，日本横滨大学蒙古族博士宝音图，以及德国之声撰稿人长平先生等四十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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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南蒙古青年论坛记者电话采访了内蒙古人民党主席席海明，请他阐明此次研讨会的交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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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好席海明主席，第二届“蒙汉民族与民主问题研讨会”已经闭幕，请您简单的介绍一下“蒙汉民族与民主问题研讨会”来由好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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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海明：好的。“蒙汉民族与民主问题研讨会”{以下简称研讨会}今年是第二届，第一届是2011年11月在德国举行的。因为这一年5月在南蒙古发生“莫日根惨案”，一位南蒙古牧民为了保护草场被中国运煤货车碾压致死，南蒙古爆发了近三十年来最大的一次游行抗议，中国政府随即调出大批军警进行“维稳”造成南蒙古社会动荡，此后蒙古人越来越对中国殖民当局失去耐心,近些年蒙古牧民公开的维权活动也越来越多。为此我认为南蒙古大规模的民族冲突已经箭在弦上蓄势待发，所以必须要建立一个理性的对话平台与中国海内外代表人士谈谈话，相互说明一些自己立场和看法寻求相互了解与支持，特别是希望争取在未来中国民主化后为解决南蒙古殖民问题提供一个思想前沿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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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那么此次研讨会的主题内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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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海明：主要议题有：一、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和根源；二、各民主国家解决民族矛盾的经验；三、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民族文化和生态环境。四、中国民主运动的整体战略和行动原则。五、如何加强各民族民运组织的合作。六、筹建各民运组织和各民族人权团体的协商机制。另外此次研讨会内容的基本上是围绕着“人权、民族自治与自决”这些展开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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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对于很多海内外的南蒙古人来说，内蒙古人民党{以下简称内人党}与您的意识形态标签就是【南蒙古独立】，对于中国大一统意识的人来说就是十恶不赦的“蒙独分子”，此次研讨会是关于民族自治与民族自决权的意识交流，显然有违您之前所坚持的独立路线。但我发现近期您似乎转变了立场，开始频繁的对外谈论起“民族自决权”，这也导致有些南蒙古独立人士对您展开了批评，他们认为您已经放弃了强硬的独立路线，与中国殖民专政体制达成了某种妥协。请问您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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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海明：2014年9月18日，苏格兰就是否脱离英国而独立举行公民投票，并连夜计票得出结果，9月19日公布公投结果是：55%选民投下反对票，反对独立。这就是联合国威尔逊原则的政治投票运作方式及联合国于1966年决议、于1976年开始生效的、几乎涵盖全世界的国际条约形式的《国际人权公约》中的————民族自决权。该公约第1条规定﹕「所有的人民有自决权利。所有的人民根据这个权利，自由决定其政治上的地位。」。联合国在《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公约》，以及《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公约》中，都有关于民族自决权的规定。这说明什么呢？ 民族自决权是受到联合国各种人权公约保护的，是构成当代人类文明社会的普世价值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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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二十年来在海外民主国家的生活经历，我经常思考南蒙古的人权问题。近些年来我尝试着与周围一些同胞谈这一概念，我认为我们南蒙古未来的政治道路应由五百余万的南蒙古人投票表决，即民族自决权。而我们这些海外的南蒙古民主党派人士没有合法权利也不能代表全体南蒙古人决定他们的未来政治道路。 内人党存在的意义和政治诉求应该是为了帮助受到中国殖民迫害的五百余万南蒙古人争取民族自决权，落实人权及构建属于南蒙古的民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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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我要简要说明一下，民族自决权并不是放弃了独立，而是把独立的权利还给南蒙古全体蒙古人，让他们投票选择自己心中的道路，他们可以选择独立也可以选择与中国联邦自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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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那么也许就有人会想南蒙古境内2千五百余万的人口，蒙古人只占了五百余万，即使蒙古人想独立，投了独立票也无法扭转这种人口数量上的劣势，无法使南蒙古独立。请问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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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海明：我认为解决问题不要陷入到二元思维非黑即白的逻辑中，其实有很多选择的道路。 比如1947年印度次大陆的印巴分治建国方案。 如果单纯以人口数量作为比较，7千余万的穆斯林是无论如何都无法脱离3亿多的印度教徒国家而独立建国的。 那么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是印巴分治，穆斯林在自己实际控制的印度区域独立。还有1922年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的爱尔兰共和国，它独立之前就决定选择了遗弃新教徒占多数的爱尔兰岛北方六郡地区{注：北方六郡反对独立，后被称作北爱尔兰}而剩余的天主教地区则从英联合王国中独立的，实行的也是按照各个地区支持独立人口比例多寡而分离土地。 而南蒙古土地上2千余万总人口，蒙古人也可以用相似的分离形式在蒙古人口比例高的南蒙古土地进行独立投票，剩下中国人口占极高的南蒙古地区就割让给中国吧。 当然这是一种投票选择，假如南蒙古人不愿意放弃任何一寸蒙古土地，也可以有类似加拿大魁北克的自治联邦身份加入中国或者就如某些强硬派说讲的那样暴力驱赶出去一千余万异族殖民者实行南蒙古全境独立。 先不论最后选项驱赶中国人有无可能实现的实力问题，当然这就是民族自决权的投票选项问题，南蒙古最终的道路由五百余万的南蒙古人集体投票决定并负责，并不是由某些人或某些组织说的算。我相信在未来实行民族自决权时，南蒙古人有足够的智慧会投票选择出一条客观现实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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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恩，明白您的意思了，简要概括就是：南蒙古的命运由五百余万蒙古人集体表决，投票选择可以由很多种，比如分裂南蒙古独立、南蒙古全境自治、南蒙古全境独立等等。而现在内人党的方针就是追求民族自决权，将决定南蒙古未来命运的投票权利还给南蒙古人民。对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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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海明：是的，完全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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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本次研讨会，您是否也将您的这个观点对海内外中国民运人士做了介绍与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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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海明：对，早在年初之时我们就做了一个内人党新闻通气会，对外宣布了【民族自决权】的路线与方针，所以这次与中国海外民运人士的会谈他们没有对此感到陌生，会议中我们双方都是基于人权和民主而谈民族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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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对于中国海外民运人士的民主化运动是怎么看的？是否认为中国未来的民主体制会对您所支持的“民族自决权”带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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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海明：相对于独裁专政来说，民主体制因为三权分立原则及尊重人权的落实，它对于人权的保护是相当有益处的。 人权分为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两个组成部分，集体人权中包含民族自决权利。 虽然中国民主化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万能药，但它是落实民族自决权的必要前提。没有民主化别说解决了，中国殖民专制政府谈都不让你谈，一谈就把你抓起来了， 所以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南蒙古人在中国体制转型的时候对民主化诉求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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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这个问题上还有一点特别要注意，对于南蒙古人来说，我们必须要在中国殖民专制体制崩溃之即保持最大的理性与耐心，这个世界不再是你死我活的状态。是全球一体化，相互协商与协作的。比如近期在巴黎召开的气候峰会，全球主要国家都积极参与共同维护地球的生态安全，这是一种唇亡齿寒的共存关系。届时我们南蒙古人也要怀着理性与中国人和平的解决南蒙古殖民与土地归属问题，而我们的政治谈判对象显然也只能是民主化后尊重人权的中国人及中国民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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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上述对话中你谈到要理性地、和平地解决南蒙古殖民和土地归属问题。我想确认一下，这是内人党非暴力、放弃武力的政党方针还是您个人的道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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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海明：在我党成立之初就已经确定了非暴力原则。因为南蒙古境内生活着的1千余万中国人来说，而全体中国人总数又是十几亿，与此相比南蒙古人才500余万，双方无论人口对比还是军事武装程度来说悬殊太大，而且南蒙古地缘离中国本土非常近，任何风吹草动中国军队就会片刻聚集于此，基于种种客观现实来说，我们都无力与中国比拼暴力。南蒙古人如果选择暴力形式来诉求政治目的，只会换来中国政府假稳定社会秩序的法律外衣实行屠杀蒙古人之实，届时南蒙古人会引来极为惨痛的代价。 所以无论如何，我都是希望在未来南蒙古的民主化、争取民族自决权的过程是在非暴力理性的抗争形式中进行的。在民主体制内，解决民族纠纷应该本着民族平等的原则，不能以大欺小及暴力相加对方。我想这不仅是南蒙古人也应该中国人要坚守的民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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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除了非暴力原则的民族自决权以外，您还有什么政治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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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海明：现阶段中国专制殖民的情况下，我们这些在海外做南蒙古民主运动的人士只能尽可能在海外做一些政治宣传集会，希望可以通过不懈的坚持，将南蒙古境内发生的任何侵犯人权的案件通过我们的宣传让西方各国政府及其社会关注了解，并督促民主国家本着”人权至上”的原则向中国政府施加一定的外交压力，缓解南蒙古人被殖民迫害的程度。另外我和我的同事们通过不同的渠道也在向中国政府呼吁尊重人权，比如保护南蒙古生态平衡、南蒙古的矿产资源要与当地蒙古牧民进行合理的利益均分等等。但凡是涉及到南蒙古境内的人权领域事情，都是我们内人党极其关注的工作重心，这也是现阶段我们所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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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贵党在全世界的在册党员有多少？是否出现了新老青黄不接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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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海明：内人党在西方主要国家都设置了分部，各个分部都有专人负责政治运作，随着近些年的党务发展，我党海外成员大约有1千余人。当然我党还有秘密入党的原则，只要认同我党基本原则只需通报所在国的内人党分部主席，由负责人洽谈接触认可后，无须让第三方知道即可是内人党党员，这个层面上也有一定的人数。 特别是2011年莫日根惨案发生后，引起了南蒙古一大批蒙古青年的觉醒，仅锡林郭勒盟就有上千蒙古学生走向街头向殖民当局示威，支持蒙古牧民的合法权益,而他们中的很多人近期也出国留学，成为了内人党的党员。 其中一部分80、90后已经在留学所国成为了内人党分部的核心成员。我对此感到非常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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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今日采访之前，我看见有媒体报道，11月26号正逢此次研讨会召开之际，南蒙古牧民维权代表被拘留，一牧民六千亩草场被强占。 对南蒙古诸如此类频发的维权事件，您是什么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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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海明：本质上维权这种事儿就是公权力借助司法暴力侵犯人权后的公民抗争现象。在专制体制内，公权力是得不到任何束缚的，行政司法立法等机构都是他共产党开的，甚至所谓的“国家军队”也是共产党的私有武装。当政府侵犯居民的私有财产时，便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它的暴行了。所以中国一日不走向民主体制，南蒙古一日不得自由，而南蒙古各类侵权事件就越加频繁。与此同时西方早在16世纪光荣革命后就已经明确了这种对公权力加以限制的认识，随后20世纪后60年代亚非拉地区脱离殖民身份，民主与”人权至上”原则普遍性被人类所接受。中共用所谓的国家利益来压制人权迫害南蒙古人实为当代反人类反文明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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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我要强调一点，”人权至上”这条原则是超越国界的，是第一位的，这是当代这个世界的核心普世价值观。我对中国政府屡次践踏侵犯人权的行径感到愤怒，对中国早些年在联合国已经签署《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公约》和《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公约》失约行径感到遗憾。同样我也会持续关注和宣传南蒙古的人权状况，继续声援南蒙古维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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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好的，采访结束。感谢席海明主席的应邀采访。祝您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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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海明：谢谢，也祝您健康。